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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什么样的尺度翻译


关于翻译尺度, 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严复总结《天演论》的翻译经验而提出的“信达雅”三字尺度,为很多人所欣赏。当然,应该明确界定三字的详细内容,并准确处理三者的关系。


翻译尺度题目,归根结底,是翻译方法题目。“信达雅”是翻译尺度,也是翻译的基本方法。界定明确、主次分明的“信达雅”三字翻译尺度,符合翻译实践过程的心理特点,为翻译工作者提出详细明确的要求,因而也指明了准确的翻译原则和基本的翻译方法。很多详细方法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所谓“信”,是指忠实原文的思惟内容,是指译文的科学性;这里不包括原作的风格和原文的语言修辞特色,后者属于“雅”的内容。所谓“达”,是指译文语言规范,通顺易懂;“达”是讲的译文的可读性,并不包括“雅”字要求的语言生动,文笔流畅,有音乐节奏感。总之,应该也能够把“雅”跟“信”和“达”划分开。事实上,一般的科技和社科读物的翻译只能要求“信”和“达”,只有少数有个人风格的名家学术著作才可能和需要译得“雅”;而“信”对科学读物尤其重要。但文学作品的翻译,“雅”字的要求毫不能少,可以说“雅”是文学作品翻译的生命和灵魂。很多巨匠都十分正视翻译中“保留原作的风姿”(鲁迅),“译文必需为纯粹的中文,无生硬拘口之病,又需朗朗上口,求音节和谐;···当然以原作为依归”(傅雷)。“如果文学译本仅顾及原著说了什么,而无论怎么说的,读起来便索然寡味”(老舍)。 “原著说了什么”——这是“信”,是原作的思惟内容;“怎么说的”——这是“雅”,是“原作的风姿”。“无生硬拘口之病”是“达”;“朗朗上口,音节和谐”是“雅”。三者是应该而且能够区分的。但“信”、“达”、“雅”三位一体,联系紧密亲密。毫不可脱离“信”去求“达”和“雅”,更不能脱离“信”和“达” 去求“雅”。只有在“信”的条件下和“达”的基础上求“雅”;否则就是刻舟求剑,舍本求末了。固然详细做法可因体裁而异,但这条大原则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是合用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也要首先讲究“信”。对于作品的人物性格,语言特征,流动环境,社会背景,故事情节,事态演变,风俗民情,历史典故,人名地名,作家的风格和感情倾向,作品牵涉的各种知识,总之,整个作品的内容和全部细节都需要正确、通顺、流畅地译出来,整个作品才能达到“信”、“达”、 “雅”三者的同一。没有部门,就没有整体,整体是由部门组成的。这是最简朴的,却又常轻易被人忽略的道理。


在文学作品内部,诗的翻译当然也有特点。但上述原则不能变,仍旧应该在“信”的条件下和“达”的基础上求“雅 ”。“信”在这里,当然更是指原文的思惟内容,而不是原文的语言形式;“雅”在这里,当然仍是指原作的风格;原作是诗,译文也应该是诗,也应该讲究诗的结构和音律。但是两种语言的诗歌创作和形式规则是差别很大的,所以更需要处理好“信”与“雅”的关系,找到二者最佳的结合点,需要更多地挣脱原文语言形式的束缚,也就是人们提倡的“神似”重于“形似”。但“神似”也好,“形似”也好,首先仍是要忠实原作的思惟内容。不管短诗仍是长诗,写景诗仍是言情诗,特别是政治抒怀诗、史诗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样的叙事长诗,就更要忠实于包括理论观点、历史事实、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在内的“思惟内容”了。“思惟内容”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语言首先表达“思惟”,当然也附带表达“感情”和“风格”对于翻译的尺度。仅仅是语言的表达的功能,也必需在“信”的条件和基础上求“雅”。


这里有意凸起了文学作品(包括诗)中的“雅”,因而着重谈了“信”和“雅”的关系。实在,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是诗的翻译,常常碰到的仍是“信”和“达”的矛盾。因为俄语形态变化十分丰硕(名词、形容词、动词、代词、数词都有形态变化,好比一个名词就有十二个形式),词序非常灵活,诗的特殊语言结构和词序变化往往造成理解上的难题。真正读懂原文就不轻易,译好(哪怕只求“顺”或“达”)就更难了。翻译史上“直译”和“意译”之争,“宁信而不顺” 和“宁顺而不信”两种针锋相对、冰炭不洽的极端主张,主要就是在此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所谓“直译”和“意译”,主要仍是说的语言形式和思惟内容之间的关系。因为两种语言总有相同之处,也总有不同之处,而且往往同异交错,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则可以直译,异则必需意译。实际是直译和意译混在一起,密不可分。以语言的基本单位“句子”来说,可能这句是或基本是直译,可能那句是或主要是意译;句子的这部门可以直译,而那部门必需意译。全句纯粹的“直译”和纯粹的“意译”的情况极少。至于整个译本,就更是这样了。事实上,没有哪个译本是单独用其中一种方法完成的。


一般地说,运用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在“信”与“达”之间多次进行“微调”,就能够寻找到“直译”和“意译”的结合点,达到“信”与“达”的兼顾和同一。在此基础长进一步求“雅”,“雅”就不会是“蜃楼海市”或“海市蜃楼”,而是实其实在、可以达到的目标了。


“宁信而不顺”和“宁顺而不信”这两种主张固然针锋相对,但双方的起点都是为了“雅”。“直译派”为了“保留原作的丰姿”而主张“宁信而不顺”,“意译派” 主张“宁顺而不信”,也是由于他们把“顺”放在“信”之上。上面说过,我们不同意在“信”中包括“保留原作的丰姿”这种意义的“雅”,也不同意用一个 “顺”字搅浑“达”和“雅”的界限。我们更不赞同双方解决“信”和“顺”之间矛盾的极端做法,而是主张按照“先信后达(即顺)再雅”的顺序,通过多次“微调”,最后达到三者和谐的同一。


为了达到“信达雅”三者和谐的同一,枢纽的和首要的一条是正确理解原文的思惟内容和深切感悟原作的风采,后者主要指语言特色,当然也包括作者的写作风格。原文中的疑点、难点和译文中的误译、硬译,产生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因此译者首先要精晓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否则一切译法都无从谈起!但不管译者外语水平多高,总很难真正地、完全地做到“正确理解”和“深切感悟”。这就要求译者具有严厉当真,一丝不苟的译风;上面讲的“微调”,这种方法本身就要求译者不怕辛劳,不怕麻烦,对译文字斟句酌,反复琢磨,不断改进。至于勤查词典(不管译者把握多少词汇),考究资料,那是最少应该做到的。


除了外语水平,译者的中文水平和文化功底,理论涵养和糊口经验也十分重要。“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增,而传神愈感不足。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对傅雷先生的这种经验之谈,我深有同感。


译者在《普希金诗选》全书的翻译过程中就是在努力实践自己的上述主张。书中大量的《译后随笔》主要是些翻译研究的心得体会。衷心地欢迎读者和同行们批评指正。翻译研究本应附上原文,但因为前提限制,初版没有在计算机上自打俄文,为此译者曾经深感遗憾和歉意。这次重版,总算弥补了这个缺陷。


为了做到雅俗共赏,兼顾普通读者和俄语专家学者,我们特地把大部门“译者注”改成《译后随笔》,放在该诗之后,以免读者阅读诗的正文时再受到过多的干扰。, 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严复总结《天演论》的翻译经验而提出的“信达雅”三字尺度,为很多人所欣赏。当然,应该明确界定三字的详细内容,并准确处理三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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