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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当代翻译家

翻译是学外语的年青人向往的职业。进了翻译界就会发现,在从事这个沟通人类心灵的职业的同行之间难得有交流的机会。假如学的和用的是小语种,与同行交流的机会就更少了。笔者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订阅一些有关翻译与外语的专业杂志,几十年来几乎看不到先容小语种翻译心得体会的文章。近十几年来译坛快要成了英语独家的天下,这对开阔翻译工作者与读者的视野不利。花城出版社1994年出版飞白主编的10卷本、800万汉字的《世界诗库》,收入了古今100多个国家1€E?04位诗人的诗歌作品,涉及30多个语种,这是一个宏大的翻译家群体对繁荣新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重大贡献。各个语种作品所蕴涵的世界各族人民的绚丽多彩的文化精髓,我们都得译介。各个语种的翻译都有其特殊性和不同要求。总结翻译经验,研究翻译理论,大小语种都得兼顾,不可偏废。
    由南京大学教授、文学翻译理论家许钧和湖北教育出版社对外合作编纂部主任唐瑾编审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巴别塔文丛》,为我国现代通天塔的建造者、不同语种的翻译家们提供了难得的倾心交流的机会,也为了解当代翻译家、研究译学提供了丰硕的第一手素材和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巴别塔文丛》(以下简称《文丛》)共12卷,300多万字,是方平、屠岸、董乐山、叶渭渠、金圣华、李文俊、林一安、吕同六、杨武能、刘靖之、施康强、郭宏安12位当代翻译家的文集,翻译语域包括英、法、德、意、西、日等大小语种。12位翻译家(内地10位、香港2位)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4位,30年代5位,40年代3位。有的在解放前就开始从事翻译,但他们的成长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与5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翻译家有着广泛的联系,其中有不少是他们的学生。最年长的一位出生于1921年,他给自己的人生定位是:“我属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支壮大的文学翻译步队中休戚相关的一员。”收入文集中的不是他们的译作,而是他们有关译品、译道、翻译工作者、中外文化交流的散论、随笔、札记等,以述怀抒见为主,使读者对翻译家们的了解不再限于译作的层面,而通过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耕耘、不懈求索”看到他们对翻译事业和人生价值的熟悉和追求,广阔视野之后的高尚情怀和异彩纷呈的精神世界。
    了解翻译家,仅看他们的译品是不够的,必需阅读他们的著述,特别是他们怎样写自己的翻译糊口生计、思索、情趣和追求,也就是离不开施康强先生的自选集书名所说的“自说自话”。这套文丛书名和单卷书名的设计匠心独运,各有特色,寄意深邃,耐人寻味。文丛以“巴别塔”命名表示这一套书是从事崇高事业的通天塔建造者翻译家的文集,有别于一般作家的文集。单卷书名则各有着眼点:屠岸先生用《倾听人类灵魂的声音》、吕同六先生用《寂寞是一座桥》作书名以显示翻译家担负着沟通人类心声和在默默耕耘中架设中外文化交流桥梁的神圣使命,金圣华女士的文集《译道行》表示书中所展现的是“译家长年累月跋涉译途的实录和心迹”,董乐山先生的文集以《西行的足音》为书名意在再现作者“采撷西方文化精髓的漫长里程”,方平先生的书名《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和刘靖之先生的书名《和谐的乐声》使读者联想到两位翻译家与诗、与音乐结有不解之缘,叶渭渠先生的书名《扶桑掇琐》显示作者的翻译与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文化。
    编纂的糊口特点是什么?根据笔者的亲自经历,可以回答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同作者、同书稿打交道,为他人作嫁;目下还得增添一项流动内容:“跑市场”。作为曾经从事过多年翻译书出版工作的编纂,天然很想了解翻译家的糊口特点是什么。这个题目以前没有当真思索过,书上也找不到现成的谜底。读了这套文丛后深有感慨地发现很多位资深翻译家的谜底竟是不约而同的:寂寞。
    四川大学教授、德语文学翻译家、德国国家功勋奖章获得者杨武能收入他的文集《圆梦初记》的一篇文章以《寂寞的丰碑怀念力冈》为题,追忆“先是寂寞地活着和奉献终极又寂寞地离去”“以九死不悔的毅力追求自己的理想……,为先容俄罗斯文学献出了整个生命的大翻译家”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力冈先生,说他从未获得过任何奖励和荣誉称号,也没有哪怕仅仅是在某个学会、协会担任过任何职务,作为教师和翻译家,他有的是辛勤的劳作、默默的奉献,他之能给后人留下《悄悄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猎人日记》等洋洋700多万言的精髓译作,就正归功于他“耐得住寂寞”。杨先生谈到自己长期业余从事德语文学译介工作的体会时也说“自觉十分寂寞”。他孜孜以求的就是成为“一名学者加作家的合格翻译工作者”,他说:要想成为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需付出数十年的心血和努力,不放过任何机会学习和积累必须的知识和本领,在这之后,还得有忍受盛夏酷暑的煎熬和寒夜孤灯的寂寞的耐力和毅力;这种耐力和毅力首先来自于对事业的爱,固然它是那样的名小利微。他以杰出的前辈翻译家为榜样,严格保证选题和翻译质量,结果赢得了泛博的读者。他所选译的都是内容健康而又富有艺术价值的佳作,凝结他从事德语文学翻译30年心血的结晶《德语文学精品》(自选集)可以作证。他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翻译的歌德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在1981年问世时深受同行专家和泛博读者欢迎,10年总印数逾百万册,1991年收入这部精品自选集时本着不断改进的精神,对译文重新进行了修订。他夸大翻译工作者应当自尊自爱,毫不能以不负责的行事玷污自己的神圣而高尚的事业,劝告近些年翻译步队中泛起的少数文化垃圾的走私贩运者和伪劣商品的制造者应当迷途知返。
    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意大利文学学会会长吕同六先生在北京大学教授田德望于91岁的高龄完成世界文学名著但丁《神曲》全书的研译(译文加注释共100万字)之时,为表达自己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的崇敬心情,写了《寂寞是一座桥》这篇文章,其中写道:“田先生是73岁时研译《神曲》的,历时凡十八载。他以重病后的衰弱身躯,手执放大镜片,忍受着清贫和寂寞,矻矻终日。我记得一位诗人写过,寂寞是一座桥。不妨说,先生十八载的寂寞,也是一座大桥,巍巍屹立,联结着中意两国的文化和人民的友情。”田先生的另一名学生、我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叶廷芳作了进一步的诠释:“这18年不是忙里偷闲的18年,而是全力以赴的18年;不是阔别死神的18年,而是死神几度敲门的18年!……田德望先生拿出了凡人难以想像的毅力,集聚了生命所有的强光,进行了生命的最后冲刺,终于把这重担挑到了胜利的终点!”《神曲》这部代表意大利民族精神、标志欧洲近代文学和新时代开真个百科全书式鸿篇巨制,结构和韵律严谨完美,翻译难度极大。据吕先生先容,从钱稻孙1921年发表《神曲·地狱篇》前五歌起,先后有七种中译本问世,这些中译本要么是不完整的,要么是从别的文字转译,存在着诸多缺陷;这样,从原文忠实地、艺术地翻译《神曲》,并予以正确阐释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田德望教授的身上,“田译可以当之无愧说是迄今译文质量最具水准、最富于学术价值的译本”。笔者相信,这代表我国意大利文学翻译界的一致看法。为打造出这样的精品,实现自己的追求,田先生在1936年赴但丁故乡佛罗伦萨大学深造、钻研《神曲》、为翻译作学识上的预备,到2000年8月(辞世前两个月)历尽艰辛地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前后总共用了64年,竭尽了毕生的精力和聪明。田先生荣获意大利总统切身授予的意大利国家一等功勋奖章是当之无愧的。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中国莎士比亚协会会长、作协文学翻译荣誉奖获得者方平先生在他的文集《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中写道:“我一向把从事文学翻译看作是坐冷板凳的事情”,“已安于冷冷清清的命运”,因为喜爱这份工作,把它看作自己精神支撑点,“清冷点、寂寞点,想得开,并不盼望多大的回报”。“一位文学翻译工作者知道自己在祖国的文化建设事业中尽了自己的努力,施展了一份菲薄单薄的作用,那么乐在其中,就不会有太多的邪念和计较,就会甘于寂寞了。”寂寞可以出有声有色的、以其特有的魅力占领舞台的译作。谈到翻译《新莎士比亚全集》的体会时,方先生说:文学翻译一般说来是“小房之内的一种无声功课”,翻译小说、论文就是如斯;但他翻译莎剧却是“有声有色,如同身历其境”,所以他“对莎剧翻译,情有独钟”,“你越是投入,越是体会到虽苦犹甜,乐在其中”。他的《威尼斯商人》译本深受读者欢迎,曾为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剧团公演时采用。


 

社科院外文所编审、译协副会长兼文学翻译委员会主任、1994年中美文学交流奖获得者李文俊先生在他的文集《寻找与寻见》中写道:“翻译家除罕见的例外老是寂寞的。……除了偶然有个编纂向他催稿,他不会收到太多的来信与电话。”他在寂寞中“苦心孤诣”译成的欧·亨利短篇小说《警察与赞美诗》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教科书的编者还特别提示学生要很好体会那些耐人寻味的词句和出色之笔。事实说明优秀译文同优秀的原创作品一样可以成为汉语教材,成为本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门。因为世俗的偏见,译者没有获得与作者同样署名的权利,但李先生为自己的译品得到“这样的细心对待”以为“也该心满足足”了,翻译家的宽阔襟怀胸襟可见一斑。
    恬澹名利、甘于寂寞、耐劳钻研、勤奋工作才能译出精品,业绩卓著的翻译家们的上行下效和敬业精神,在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劣质翻译触目惊心的今天,更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文丛》使读者对我国翻译事业的新进展、翻译家们在改革开放以来关注的重大题目和进行翻译理论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有了更多的了解。翻译工作的重要意义与前途,翻译工作者对自身价值的熟悉,从阐释学与译介学等新视角考察翻译的本质,诗歌不可译论的再审阅,古典名著复译的必要性,当代文学翻译应当有比“信达雅”更高的尺度,翻译工作者必需具备的基本素质,翻译职业道德,翻译批评如何避免片面性,以及现在已成为讨论热门的题目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翻译的忠实性和再创造性的矛盾、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等等,《文丛》都已涉及,其中既有翻译家们的共鸣,也不乏具有独创性的见解。例如把古典名著翻译比作没有终点的接力赛的观点是译家们都认可的,方平先生以理论立异的勇气和学术的自决心信念提出文学翻译“不存在理想的范本”这个带挑战性而又很有见地的论点,揭示文学翻译不同于创作的一个特点,为文学翻译工作者提出一个不断进步自己、不断改进的要求。他自己身体力行,以诗体翻译以诗体写成的莎剧,志在超越前人以散体裁翻译的莎剧,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他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文集的有关文章中提供一些实例对两种不同体裁的翻译进行了比较,优劣短长读者自己不难作出判定。至于有一些熟悉尚不一致的题目,读来也饶有兴味,有助于启发思索。例如,对原作和原著作者持什么立场对翻译的取向有直接的影响,译者面临原作应当持什么心态:高于原作,平起平坐,仍是低于原作?有的译家说自己愿意采取低于原作的心态,以为先有一种谦虚立场和敬重心情,才会尽心理解其含义,体会其风格,然后考虑如何用译语表达。有的译家以为“施展汉语上风”可使自己的译作高于原作。有的译家以学者型译者自勉,不赞成译者以我为主,和原作者比高低,以作者型译者自夸;他以为最好是做到:在翻译过程中既和原作者倾心相交,成为朝夕相处的师友,同时也不忘其本,心悦诚服地做原作的忠实的追随者。
    解放前我国小语种翻译可以说几乎是一片空缺,直到建国初期西、葡、意等语种的文学作品仍旧主要靠从大语种转译。大批小语种翻译工作者是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培养的,他们已陆续成为在各领域开拓我国翻译事业的中坚气力。《世界文学》编审、我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林一安先生在他的文集《奇葩拾零》中指出转译的先天性致命弱点:原译者往往不将原作和盘托出,或掐头去尾,或藏匿不露,或囫囵吞枣,甚至乔装梳妆、重新包装……;例如“从英文转译的《聂鲁达诗文集》多有误译”,而“很多从俄文转译的拉美文学作品大多面目皆非”。他先容说,经由国家数十年的培育,已造就了一支语言功底扎实的西语和葡语文学翻译步队,他们在进行着超越前人的可贵尝试,他们狠下决心:“自我们始,一切西葡语文学作品均直接译自原文,奉献给读者第一手材料。”全部直接译自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多达数十卷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这是他们实践自己的决心和诺言的最有力的证实。
    固然我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出版社以来不断同小语种译者打交道,但都只见其译稿,未曾读到过他们有关翻译小语种体会的文章,也未见有人为小语种翻译家立传。吕同六先生的《寂寞是一座桥》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小语种翻译家论著自选集,它融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为一体,内容令人着迷,为读者打开了一个别有一番天地的翻译信息宝库。阅读时深深被该书通过意大利语文学翻译反映出来的小语种翻译工作的喜与忧所感动,心情许久不能平静。当今翻译工作的待遇特别是名著翻译的稿酬偏低,与译者付出的艰苦劳动和对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很不相当。书中《谁来接这个清贫的接力棒》一文提出的题目很值得深思:像意大利语这样的小语种的文学翻译近十几年刚刚起步并进入兴旺期但步队很快就老化,面对断档的危机,迫切需要培养和吸收新生气力。连中年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武能也在为“译介者后继乏人的远景深为忧虑”。
    综上所述,我感到这套文丛的编选出版有如下重要意义,值得向泛博读者先容推荐:1)以出版大型文丛的形式把内地和香港这样多的大小语种翻译家作为一个群体推出,在我国翻译出版工作史上是第一次,这个创举大大地拓宽了翻译出版领域,很好地贯彻了双百方针。民族有大有小,都对人类文明提高作出宝贵的贡献。十六大讲演在讲到紧紧掌握提高前辈文化的前进方向时夸大“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优点,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立异”。“汲取世界各民族的优点”,包括汲取他们的文化精髓,离不开各大小语种的翻译工作,离不开大小语种翻译家。作家出文集,翻译家出译文集,过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翻译家假如不同时是作家或某一学术领域的专家,一般是与出版文集(著作集)无缘的。这套文丛的编选出版改变了翻译家特别是小语种翻译家长期受冷落的境遇,不仅使入选翻译家“心头涌起了一股暖流”,同时也使被漫山遍野的低俗作品困扰的读者感到线人一新。2)跟着翻译研究领域从译作和两种语言的转换拓宽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翻译主体性已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课题,这套文丛的编选出版正好适应当今翻译研究转向的需要,成为了解当代翻译家、从事译学研究的必读书。有的作者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自己成长为译家的全过程,除已发表过的有关文章外还新写了全书的一半,有的作者为了使自己的文集适应这套文丛的总体要求,赶写了七八篇随笔增补进去。这些材料天然是在其他书看不到的。3)这套文丛令人信服地表明,业绩卓著的文学翻译家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的作家兼学者,它的问世将有助于进步当代文学翻译家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激励有抱负的年青人献身于崇高的翻译事业。4)近几年来翻译书籍质量滑坡、粗制滥造的译品急剧增多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关切,这套文丛为翻译工作者和出版者确保和进步翻译书籍质量提供了宝贵经验,因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屠岸先生在他的文集《后记》中写道:“我了解到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出版方针中有一条:鼎力推出翻译理论和有关翻译、有关外国文学研究的著作,目的是要为了推动中国翻译事业健康发展。这类书籍是不会赚钱而要亏本的,但他们是为了事业,愿意作出奉献。我也是一个出版工作者,对湖北教育出版社这种做法十分赞赏,并对主持此项工作的唐瑾女士表示敬意。”这样一套对推动我国翻译事业健康发展有积极意义的大型翻译家文丛的成功推出,首先得归功于湖北教育出版社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以及两位认识译界情况、了解读者和研究者需要的主编一位翻译理论家和一位翻译书籍编纂家通力合作与精心策划,这是笔者阅读了12卷书的《后记》后得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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